做大事的哲學與 AI 競賽

Schwarzman 說如果要做，就做真正重大、規模夠大的事；成功時影響力更大，也更容易吸引人才與資源，形成正向循環；做小事是個人的情感選擇，不是商業判斷。

他把辨識機會形容成「型態辨識」——多數人只看見常態，他習慣留意不合常理的細節，抓到兩個這樣的異常訊號通常就能指向變化方向。Lex 追問 AI 將來做不做得到、能不能寫成程式，Schwarzman 說自己沒有 AI 領域的專業知識。Lex 提到他書裡寫過家裡從沒人大聲說話，Schwarzman 說要專心聽，看臉、眼神、姿勢和語速，多數人藏不住真正在想什麼。

他的做法是先假裝自己是對方，想清楚對方最大的困擾，再帶著解法出現；舉了在白宮與布希總統私下談了大約十分鐘的例子，又舉了一個假設的例子：如果碰到長年輸球的美式足球隊老闆，你早就知道問題出在四分衛、教練、總經理。

Lex 說聰明人很難跳出自我去體會別人的問題；Schwarzman 回說自己的「競爭優勢」就是不覺得自己多聰明。談到保持謙遜，他說自己從十幾歲以來的價值觀沒有變過——在費城長大，城市和郊區都住過，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即使生活在某個程度上變了，仍用同一套眼光看待所有人與情境。

面對 Lex 提出 effective altruism 的提問，Schwarzman 說他做慈善的方式跟做投資很像——不是想著怎麼捐錢，而是看見還沒有人處理的大議題，發起新的組織去解決，通常最後才有人來請他開支票。他也提到會用小額、甚至匿名的方式，幫助他能感同身受、覺得不公平的個人情況。

他說 AI 等技術有一場全球競賽，美國需要加強競爭力；也因為常跑中國，看到這類技術需要管控，免得重演網路和社群媒體的亂象。最後促成的做法，是讓 MIT 把計算機科學的教師員額增加一倍。

他期待其他大學也會跟進，對美國整體的知識產出有利；也談到新學院同樣重要的是 AI 倫理——理想狀況下 MIT 該扮演研究機構、企業、政府與媒體之間的「全球召集者」角色，避免單一事件被放大後引發過度的監管反彈。

Lex 問科技與媒體該如何促成健康的公共討論，Schwarzman 說控制社群媒體幾乎超出任何人能力範圍，並形容科技被拿來製造他所謂的「少數暴政」——一小群立場一致的人就能強推自己的觀點。他也轉述去年春天 MIT 宣布成立新學院的活動上，多位曾參與發明網路的科學家公開說「我想我犯了個錯」，沒料到網路會演變成社群媒體帶來的傷害，甚至提到有年輕人因網路霸凌自殺的新聞。他說自己對社群媒體沒有解方，但用 AI 再犯一次同樣的錯是不可原諒的；至少在西方與中國部分地區，大家對 AI 倫理相當認同。

回應 Lex 關於中國文化的提問，Schwarzman 形容中國因為人口龐大（約十三億人），人人必須高度專注、積極找機會才能出頭；他也說中國不是靠健全的法律運作，而是靠層層人際關係——這讓改變啟動得比西方慢，但整個系統一旦轉向，專注到西方比較個人主義的文化很難做到。

他轉述中國一位高層官員告訴他，中國要讓每個學童都學電腦科學；相對地，美國因為有三千多個各自為政的學區，決策分散。美國學童接觸電腦科學的比例，他說自己沒有數據、只是猜，大概 5% 或更低，認為這會讓美國在這個領域吃虧。

Lex 提到川普政府的 AI 行政命令，問美國該怎麼維持領先；Schwarzman 說聯邦政府要大規模投入，形容這是一次「登月計畫」等級的動員機會；他認為國會裡多數人私下都認同這件事重要，真正的阻礙是政治對立，以及在鉅額財政赤字下要從哪裡找錢。

Lex 提到他沒背書川普、當選後卻給建議而挨批；Schwarzman 說有些人把他根本不信的東西投射到他身上，他也幫過歐巴馬（說他是 a good guy）和布希，雖然自己是共和黨的大金主，但在意的是問題本身，不是黨派。他引用甘迺迪總統就職演說「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並拿 1960 年代耶魯校園同時經歷越戰、黑人權力運動、性革命卻仍保有彼此尊重來對比現在的氛圍，呼籲大學等機構的領導者要有勇氣堅持言論自由等核心原則。

Lex 提到自己正在創業，Schwarzman 建議要有心理準備會不斷遇到自己完全陌生的問題，也強調創業不該單打獨鬥——他提到馬雲告訴他阿里巴巴至少兩度陷入財務困境、瀕臨撐不下去，並說「創業者形單影隻」多半只是迷思，大多數成功的科技公司背後其實都不只一個人。

談到人生裡愛與家庭的份量，他認為向前的路終究要靠自己一個人，但也提醒剛有小孩的年輕同事至少每兩個月要單獨跟伴侶出去，一個沒有孩子、沒有煩心事的好地方，否則感情容易被日常瑣事磨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