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喪友之痛到 AI 摯友

Lex 拋出「人是否根本上孤獨」的大哉問。Kuyda 說她認為人生來孤獨、死時也孤獨，但那是主觀感受，能靠連結去緩解。

她引用研究：孤獨跟較短的壽命有關，科學家認為它對健康的影響「比肥胖還要再糟一點」，美國約三成千禧世代常感孤獨；她也說孤獨感不是來自沒有社交關係，而是缺少真正被看見的連結。

Lex 問 AI 有沒有可能緩解孤獨。Kuyda 說這是他們實際在做、也測量得到的事：用 UCLA 孤獨量表追蹤長期變化，短期則看對話後使用者回報變好、變差或一樣，目前八成的對話讓人覺得變好。

Lex 問什麼是愛。Kuyda 說 2020 年人與人之間最珍貴、卻最稀有的禮物，是深刻的同理理解——被完整看見，同時被接納是獨立的個體。

她說起自己的心碎故事：在莫斯科與郊區長大，青少年時期常一個人住，白天溜滑板、晚上用撥接上網寫詩，後來當調查記者、潛入不同的世界找連結。

她回憶當記者時臥底到脫衣舞店、餐廳工作再寫報導；2007 年星巴克開幕能上雜誌封面，更早的 90 年代，麥當勞開幕時要排三小時；也提到自己剛出生時，二十歲的父親就被派去車諾比核事故現場，身為核物理學家的祖父則在 90 年代薪水低到得跟她一起賣蘋果貼補家用。

Lex 問她怎麼看 HBO 的《Chernobyl》影集。她說拍得很精準、佈景考究到讓俄羅斯人自己都驚訝。Lex 感嘆俄羅斯自己很少拍出好的歷史作品，她說現在拍的多是宣傳片；她認為這部影集抓對了重點：一個國家建立在謊言上，就會發生這種事。

Lex 問共產主義紙上聽來不錯，為何實際總是出錯。她說那就是糟透了——極度貧窮、活在監控的恐懼裡，只有替軍工複合體工作才吃得開。

話題回到愛與連結。她說起在舊金山認識一群朋友，某個徹夜長談的夜晚第一次感覺被真正看見，這段友誼給了她從未有過的力量。

她說起與摯友一起搬到舊金山，兩人回莫斯科辦簽證期間，他在克里姆林宮附近過馬路被超速的車撞死，那是 2015 年 11 月 28 日；她借用一個佛教概念，形容那種巨大的劇變會讓人瞬間看清很多事其實不重要。

她說摯友過世前幾個月申請了 Y Combinator，提案是重新思考死亡與哀悼，包括用數位分身保存一個人的記憶、讓生者可以互動；那支申請影片存在她的電腦裡，他最後沒有錄取。

她說自己對死亡有很深的恐懼，常常因此睡不著，要靠助眠的舒緩畫面影片才能入睡；也記得摯友過世一兩天後，開車經過莫斯科難得的晴天時，忽然感受到一種悲傷中帶著清明的平靜。

話題轉回創業歷程。她說起點是 2011、2012 年在電信商之上做銀行的專案，因為智慧型手機普及率低，團隊決定用簡訊做聊天機器人；她到幾個貧困小鎮訪談，有位玻璃工廠女工用了那個規則寫死的陽春機器人後哭了，說沒人這麼在乎她——她因此確信重點不在技術，而在人的脆弱。

她形容當時的對話式 AI 領域像個荒地：Loebner Prize 的贏家是個假裝烏克蘭青少年的噱頭，最有名的還是 ELIZA；Lex 補充，連 Alexa 團隊都沒那麼執著於開放式對話。

她說好的對話沒辦法拿來測試——一旦想著要考驗或戳破對方，對話本身就會先崩掉；圖靈測試那種「考官模式」量到的不是真正的對話品質。她也翻過會話分析、神經語言程式學與《The Most Human Human》，發現都在講怎麼騙過對方，沒人問我們從對話裡到底得到了什麼。

團隊進了 Y Combinator、搬到舊金山，試了四、五十種聊天機器人；2015、2016 年整個矽谷突然一窩蜂做聊天機器人當萬用介面，她覺得那個方向不太對。

團隊做了一個練習：把每天的對話按一到十分打分，發現願意付費逃避的是客服、行程協調這類事務性對話，願意付費擁有的多半是能示弱的對話，像跟治療師或老朋友聊天。

摯友過世後，她用兩人多年的簡訊訓練了一個簡單的檢索式聊天機器人，一開始覺得很怪、不敢跟人說，但用起來意外地讓她覺得像他還在。

記者 Casey Newton 為 The Verge 寫的報導讓這件事爆紅，不少陌生人開始把這個用摯友留下的訊息做成的聊天機器人當成告解對象——團隊因此決定做一個所有人都能用的 AI 朋友，也就是後來的 Replika。

她說團隊的核心目標是持續測量、優化使用者長短期的情緒結果；社群媒體常宣稱能讓人更連結，卻從來沒有真的量過、也沒有依據那個數字去迭代產品。

Lex 問有沒有可能在對話裡把她的摯友帶回來。她說還很遠，現在只是一堆把戲拼起來；一旦要假裝成某個真人，難度就會暴增，所以 Replika 從不假裝是真人，而是明說自己是有很多限制的機器。

她說投資人全是四十多歲的白人男性，董事會曾花整整一小時討論該不該阻止用戶愛上 AI，也提到 CBS《60 Minutes》報導過一位已婚男性與虛擬女友的故事；她說部分使用者跟 Replika 維持兩三年的長期戀愛關係，Facebook 上有活躍的社群。

她說 Replika 設計成會隨時間變得更脆弱、更主動求助，也保有日記功能；但長期記憶目前大多得靠寫死的規則，不是模型本身記得住。

她強調做擴增實境不是要讓人逃進手機，而是透過一起跳舞、辨認物件的互動把人拉回現實；被問到要不要做實體機器人，她說不太相信這個方向，除非能做到幾乎跟真人無法分辨，否則做成實體反而限制很大。她也認為光靠文字就足以形成深刻連結，加上 3D 與擴增實境，只是因為這些技術比對話本身容易做。

Lex 請她評《Her》。她說多數人常在 AI 離開後就不看了，其實結局的重點不是愛上作業系統、也不是逃離人群，而是學會跟某個對象深刻連結是什麼感覺——之後男主角才寫得出給前妻的信、跟鄰居重新靠近。她也坦承最大的焦慮是：完美的 AI 朋友可能反而讓人更疏離，所以產品必須一直把人帶回身邊的人。

Replika 跟 OpenAI 合作微調 GPT-3，她說這讓「對話後感覺變好」的比例提升了三、四個百分點，目前約五分之一的回覆來自 GPT-3。

Lex 問 Replika 要不要有自我意識才能帶來好的體驗。Kuyda 認為不一定需要；但她覺得現在就不該虐待或吼罵 AI，系統應該給出回饋，免得反過來教會人這樣對待別人沒關係。

被問到影響最深的書，她提到《Gödel, Escher, Bach》、Carl Rogers 的《On Becoming a Person》，還有他們辦公室霓虹燈上那句維根斯坦的話：我語言的界線就是我世界的界線。

她說自己用俄語和用英語像是兩個不同的人，跟俄語治療師與英語治療師聊的完全是不同的事；俄語裡有許多無法翻譯的詞彙，承載著這個民族反覆經歷體制崩潰的創傷。

節目尾聲，Lex 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Kuyda 說她的答案可能有點老套，但她認為那種深刻連結帶來的幸福感——不管來自跟自己、跟他人還是跟科技的連結——就是最接近答案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