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2732022-04-032:48:27
戰爭為何發生的五個根源
Chris Blattman
芝加哥大學學者 Chris Blattman 從幫派、童兵到俄烏戰爭,整理出人類為何開戰、又多半能避免的五個根源。
Chris Blattman: War and Violence | Lex Fridman Podcast #273在 YouTube 看 ↗
重點6 條
- 戰爭的五個根源:三個是「策略性」的——一方不用承受戰爭代價、資訊不對稱、擔心未來實力此消彼長的「承諾問題」;兩個是「人性」的——超越代價考量的堅定信念,以及誤判與非理性。他認為多數戰爭是這五者疊加的結果,很少只有單一原因。
- 戰爭很少是必要的:他認為多數衝突原本都能找到不流血的解法,戰爭本身是一種代價高昂、效率低落的「討價還價破裂」;也舉 1994 年美軍出兵海地為例——柯林鮑爾只靠一支剛拍好的錄影帶,就讓發動政變的獨裁者當場放棄抵抗。他認為這種「沒打起來」的案例通常沒人記得、也沒人寫書。
- 不受制衡的權力,是他認為最根本的成因:他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解讀成,普丁與身邊的統治集團把自身政權的存續(而非一般俄羅斯人的利益)當成開戰理由;這個判斷貫穿他分析的各種案例,從古代國王到現代獨裁者都一樣。
- 麥德林的黑幫跟聯合國安理會很像:他描述哥倫比亞麥德林的黑幫高層透過監獄裡的非正式協調機制(La Oficina)維持街頭幫派間的和平,用的工具跟國際制裁、調停機制高度類似,都是設法解決不確定性與承諾問題。
- 烏干達的科尼:不是理念之爭,是招募問題:他認為軍閥科尼(Joseph Kony)綁架大量兒童並非戰略天才,而是在招不到兵之下,唯一能撐起一支傳統軍隊的辦法;他也提到當地政府把這場叛亂當成消耗掉一個原本敵對地區的手段,長期放任不管。
- 他半路轉行進這個領域:他原本是會計師,後來在肯亞內羅比一間網咖因為筆電被偷、只能跟隔壁的人聊天,因此認識後來的太太 Jeannie(人道工作者),兩人合力展開追蹤烏干達童兵的研究計畫,才踏入戰爭研究這一行。
時間軸26 段
他把「戰爭」定義成群體之間長期、持續的暴力衝突,跟幫派互相開槍示威那種短暫、意在傳遞訊息的暴力不同——舉了他認識的芝加哥前幫派份子「Nap」為例。
各家資料庫對「戰爭何時開始」的認定互不相同,且侵略者總會把自己描述成被動反擊——他舉希特勒在二戰時始終宣稱自己在自衛為例。
他認為多數國與國、族群間的紛爭最後都找到和平的解法,只是沒人寫書記錄;舉 1994 年美軍出兵海地時,柯林鮑爾靠一支錄影帶就讓政變者當場投降的例子。
三個「策略性」原因(成本未被承受、資訊不對稱、擔心未來實力此消彼長的「承諾問題」),加上兩個「人性」原因(超越代價考量的堅定信念、誤判與非理性)。
兩人討論賽局理論的雙面性——有時候簡化模型能抓到真正的核心邏輯(例如「相互保證毀滅」至今讓人類沒打核戰),但有時候簡化只是讓人誤以為自己看懂了,反而忽略了誤判、文化與領導人心理這些更難模型化的因素。
面對「怎麼看俄烏戰爭」的提問,他用「路人被搶匪威脅」比喻:多數人會選擇交出東西,但烏克蘭人選擇不交——他認為這跟美國獨立革命時,美國人拒絕向英國讓渡部分主權是同一種邏輯。
主持人說自己一半烏克蘭、一半俄羅斯血統,敬佩烏克蘭人挺身反抗的精神,也提到二戰蘇聯紅軍抵抗希特勒「巴巴羅薩行動」時,讓他們敗退的不是冬天,是不肯後退的紅軍。
他認為這場戰爭真正的成因,是烏克蘭民主對普丁與身邊統治集團的政治控制構成威脅——不是對一般俄羅斯人的生活構成威脅;這正好呼應他說的「不受制衡的權力」是幾乎所有暴力背後最根本的原因。
他認為統治者不必對人民負責時,開戰的門檻會降低——中古世紀的國王打仗常是為了地位與榮耀,自己不用承擔多數的痛苦;歷史上多數社會的統治者都屬於這種不受課責的類型。
他把國際談判比喻成撲克梭哈:雙方都有誘因誇大自己的決心來唬對方,卻沒有誘因說真話;他推測這場戰爭最終可能停在烏克蘭實質失去東部與克里米亞的控制權,跟俄羅斯開戰前要求的結果差不了太多。
他指出地緣政治的強人都花很多力氣操縱民眾的價值觀與信念——邱吉爾當年也要說服英國人「不投降」,只是他的動機良善;希特勒操縱民意則是自利而邪惡。
他認為核戰機率仍然很低,但「不是零」這件事本身就該讓人擔心——原子科學家公報的末日鐘就擺在他辦公室那棟樓的大廳;他最擔心的是不受制衡的領導層,在情勢逼近時願意付出到什麼地步來保住權力。
他說國內對「美國是否會爆發內戰」的疑慮,讓他想起 20 年前有人問「美國會不會發生阿根廷式的金融崩潰」——風險本來趨近於零,一旦不再是零,就該讓人非常擔心,而不是覺得反正機率還是很低。
他認同 Steven Pinker 說「人際暴力」長期確實在下降,但對「戰爭是否也在減少」持保留態度——武器殺傷力愈強,戰爭或許只是變得更稀少也更慘烈,五個根源本身並沒有真的改變。
他形容哥倫比亞麥德林的黑幫上層有一個類似「辦公室」(La Oficina)的非正式協調機制,成員多半人在監獄卻仍能透過同一個牢區碰面談判,功能跟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調停工具很像。
他說在墨西哥,記者常因為知道太多而被殺,而且沒有後果;但同樣的事在哥倫比亞、芝加哥的幫派身上很少發生,他認為原因是美國政府明確表態「動一個緝毒探員必付代價」,幫派因此願意自我克制。
他認為軍閥科尼大量綁架兒童不是出於什麼戰略天才,而是一個不受歡迎、招不到兵的叛軍組織唯一能撐起傳統軍隊的辦法——多數被綁架的孩子最終都會逃跑,只有極少數會留下來成為死忠幹部。
他認為德國兩次世界大戰都受一種「機會之窗即將關閉」的心態驅動——覺得自己現在強、以後只會變弱,不如趁現在動手;二戰時這個心態又疊加了種族意識形態,讓開戰看起來更加勢在必行。
他把憲法與國際制度理解成「承諾裝置」——讓現在強的一方,事先保證未來變弱時不會被秋後算帳;但也舉黎巴嫩用教派固定分配總統、總理席位為例,說明這種安排一旦跟現實權力落差太大,還是會撐不住。
他認為以巴之間多數時間並非真正的戰爭,而是雙方都很擅長把暴力壓在低強度的僵持狀態,沒有一方願意妥協到能達成穩定協議;他擔心俄烏戰爭最後也可能走向這種長期僵持,而不是真正的和平。
他認為經濟、社會與意識形態上的相互依存,是目前最實際壓低中美開戰誘因的力量;他也提到,如果雙方在這些面向上開始脫鉤,像是經濟民族主義升溫,或中俄關係更緊密,會讓他更擔心。
他回憶自己在肯亞內羅比一間網咖,因為筆電被偷、只能跟隔壁的人聊天,因此認識後來的太太 Jeannie;兩人後來在電話裡花了兩三個小時,一起想出追蹤上千名烏干達前童兵的研究計畫。
他說情感上最難熬的,是在烏干達訪問那些曾被綁架的孩子,每天都像挨一拳;方法上最難的,則是花了好幾年試錯,才找到安全又能取得麥德林幫派信任的訪談方式。
主持人問他會不會想到自己的死亡;他說自己好像天生不太去想這件事,反而把心力放在「把風險降到最低」這種可以量化的事情上,連冰箱裡放什麼菜都要「最佳化」。
他建議年輕人找一份「就算不給錢也願意做」的志業,而且要靠反覆試錯去找——他自己就是先當了幾年會計師、確認自己很痛苦之後才轉行;也提到借用 Tyler Cowen 的原則:不喜歡的電影、舞台劇中途就走人,別硬撐。
他說同樣的「不喜歡就中途離開」原則用在感情上要打折扣——有時候留下來,好戲才要上場;也提到太太一開始很怕跟他交往,因為他過去 11 年沒有一段感情超過兩三個月,直到遇到她才決定「這次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