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前的飢荒、戰爭與救援

先放一段訪談後段的畫面：他形容在地中海救援現場，必須在「拍下溺水畫面」與「放下攝影機救人」之間做選擇。

全球有 8.11 億人正在挨餓、4500 萬人瀕臨饑荒；他認為最不安的是，許多飢荒其實是領袖蓄意用來作為戰爭武器的結果。

他在葉門拍片時遇到一位生產時只有 70 磅重的母親；她的女兒生在沒有母乳、配方奶也極度匱乏的世界，最後在他眼前餓死，他把責任指向對葉門的封鎖。

這部入圍奧斯卡的短片同時記錄葉門南、北兩地的飢荒，他希望藉此把葉門戰爭帶進西方觀眾視野、改變各國的政治態度。

葉門是一場火力完全不對等的戰爭：沙烏地聯軍靠空襲，胡塞（Ansar Allah）只有無人機部隊；他點名 MBS、Assad、Putin 是他認為「這世上少了會更好」的三個人。

他選擇透過兩位醫護人員的視角說故事——北部診所的護理師 Makia、南部的小兒科醫師 Dr. Aida El-Sadiq，兩人不分身分收治每個上門求助的孩子。

拍片過程中真的遇上一名孩子因飢餓死亡，他覺得有責任把這個真實留下來，因為這種事在那間醫院每週都在發生。

拍片最難熬的不是拍攝現場，而是離開診所後還能吃東西——他形容每一口飯都提醒自己擁有的特權，稱之為提醒而非愧疚。

一名入院時只有 24 磅重的十歲女孩，兩週半後力氣稍微恢復，他親眼看到她把水分給另一個更年幼的孩子，這一幕讓他重新理解「飢餓中仍有慈悲」。

醫院病房的一位管理者不靠語言，用擁抱與陪伴撐起整個病房；他也談到烏克蘭 1930 年代的 Holodomor 大饑荒，認為多數飢荒本可避免，只是國際法始終沒有被真正執行。

他指出烏克蘭戰爭會讓全球原本 7900 萬的流離失所人口再往上跳一大截；也後悔美國在敘利亞衝突初期沒有動用軍力設立禁航區，錯過了介入的時機。

他認為對付獨裁者的制裁應該「個人化又具體」，例如禁止 MBS 入境美國，這種做法比空泛的外交辭令更有嚇阻力；他也批評拜登政府在卡舒吉案後沒有真的把 MBS 當拒絕往來戶。

他選題材的判準是「在乎的門檻」——如果一件事不說出來、不用最大聲量推向世界會讓他過意不去，這比純粹的直覺更接近他做決定的方式。

他的紀錄片幾乎都靠兩人小隊完成，用變焦鏡頭在角落取景、不打斷正在發生的親密時刻；也提到一次意外——治療骨折時認識了一位敘利亞裔醫師，才因此走進敘利亞邊境拍片。

他不把拍攝對象稱為「被攝者」而是「合作者」，同意必須每天透過對話和信任重新建立，不是簽一張表格就結束。

他把拍片分成三個階段——開拍前的想像、拍攝現場的隨機應變、剪輯室裡看過所有素材後的重新構思，《飢餓病房》光是場記表就寫了大約 1500 行。

他沒讀過電影學校，靠自己土法煉鋼學技術，早年還跟著 Semester at Sea 的環球航行船隊拍片，三個半月要在九個國家連軸拍攝。

他解釋為什麼偏好兩人團隊——多一個人就能拍到雙倍素材，也讓他能專心經營關係、構思故事；他也談到自己重視「公平」而非表面的「兩面俱到」，不會為了形式平衡而稀釋真相。

他點名四部最愛的紀錄片：Victor Kossakovsky 探討水與地球的《Aquarela》、匈牙利的《A Woman Captured》、俄羅斯的《Immortal》，以及美國「直接電影」始祖 Frederick Wiseman 的《Titicut Follies》。

拍攝《救生艇》時，他和團隊選擇放下攝影機去拉人上岸；他說完全不後悔那個決定，在那種時刻他把自己首先當成一個人，其次才是紀錄片工作者。

這部片記錄 2016 年地中海難民危機最嚴重時，民間 NGO Sea-Watch 自己組船去救人的故事；攝影師 Kenny Allen 一度整整一天都在拉人上岸，忘記自己還帶著攝影機，他認為這群志工在做各國領袖不願意做的事。

在葉門這類地方，他寧可靠事先安排好的固定路線通關，也不願花時間跟官僚硬碰硬；面對戰地的恐懼，他認為恐懼是該聽的警報，不是該壓抑的弱點。

《50 Feet from Syria》裡有一位土耳其商人，自費每天開車穿越三層守衛把傷者接去土耳其治療，他形容這個人是「土耳其的辛德勒」。

他的片子分散在《紐約客》、Paramount+、Pluto TV 等平台，他認為真正的門檻是「摩擦力」——只要多一個步驟，觀眾就會轉頭去看更輕鬆的內容。

他建議年輕人放下手機、多讀書、練習觀察與傾聽，認為這些基本功比任何技術訓練都更重要。

他年輕時曾目睹一場死亡車禍，因為恐懼而沒有上前幫忙，這個經驗成了他此後做紀錄片的核心動力；他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在離開之前，讓世界變得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