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2912022-06-041:42:06
Haidt 用數據拆解社群媒體的傷害
Jonathan Haidt
Haidt 用數據反駁 Zuckerberg 對 Instagram 的樂觀說法,剖析社群媒體如何重編童年、撕裂民主,並提出解方。
Jonathan Haidt: The Case Against Social Media | Lex Fridman Podcast #291在 YouTube 看 ↗
重點5 條
- 「馬鈴薯比喻」被拆解:社群媒體傷害「小到跟吃馬鈴薯差不多」的說法,其實是把所有螢幕使用(包含看 Netflix、寫作業)混在一起算出來的;只看社群媒體、只看女孩,相關係數會明顯放大到 0.15 到 0.2 之間,乘上數千萬名青少年多年的使用時間,足以解釋整體心理健康的惡化。
- 不是糖,是重編童年:Haidt 主張社群媒體不是「多吃才有事」的劑量反應式傷害,而是徹底改寫了童年的樣貌;問題要往前追到 1990 年代大人開始限制孩子自由玩耍的年代,他主張把可使用年齡從形同虛設的 13 歲拉高到 16 歲並確實執行。
- 巴別塔式的碎片化:Haidt 用《大西洋》文章裡巴別塔的比喻解釋,真正的問題不是單純的左右對立,而是社會像語言被打亂一樣,分裂成互相聽不懂彼此的破碎群體;他以 David Shor 只是轉推一篇學術研究就被網路輿論圍剿、一天內遭解雇為例;Lex 認為該怪下令開除的主管,Haidt 則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回應:幾乎每個主管都很快屈服,代表情境的壓力太大,要改的是情境。
- Musk 收購 Twitter:Haidt 整體評價正面,但憂心身為多家公司執行長的他公開選邊表態,等於替「企業該不該介入文化戰爭」立下壞先例;他認同 Musk「驗證所有人類」的提案方向,並提出從過濾機器人到匿名但綁定真實身分的分級構想。
- 重點在架構,不在審查:Haidt 主張平台真正的傷害來自病毒式擴散的架構與動態,不是審不審查特定內容;解方是修法,例如以《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要求平台公開資料,以及以《Digital Platforms Commission Act》設立專責監理機構。
時間軸26 段
Haidt 從道德心理學出發,研究左右派的道德差異與極化;2014 年 Greg Lukianoff 找他談校園怪象,兩人寫了《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之後情況持續惡化,他才把焦點轉向社群媒體。
Haidt 說明自己鎖定兩個研究方向:青少年心理健康在 2013 年前後急轉直下,以及社群媒體對民主與知識機構(大學、新聞業)造成的傷害。
自陳報告、住院與自殺數據都顯示,憂鬱與自傷比例在 2010 到 2013 年前後開始急升,增幅達 50% 到 150%,女孩受影響最重,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也出現同樣型態,但歐陸日耳曼語系國家較不明顯。
Haidt 指出「傷害小到跟吃馬鈴薯差不多」的說法,是把所有螢幕使用都算進去才稀釋出來的;只看社群媒體、只看女孩,相關係數會明顯放大。
Haidt 引用 Zuckerberg 訪談裡「Instagram 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整體是正面的」這句話,並提到自己不久前在參議院針對《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ct》作證,主張平台資料應該公開給研究者。
Haidt 區分問卷式的自陳報告,以及醫院自傷、自殺住院等行為數據;兩者從 2010 年前後開始出現同樣的轉折,證明這不只是「青少年比較敢講」的假象。
Haidt 說明把範圍縮小到社群媒體與女孩之後,相關係數約落在 0.15 到 0.2 之間,乘上數千萬名青少年多年的使用時間,足以解釋整體心理健康的惡化。
Haidt 主張社群媒體不是「劑量反應」式的傷害,而是徹底改寫了童年的樣貌;他把問題往前追到 1990 年代大人開始限制孩子自由玩耍的年代。
Haidt 認為沒辦法讓社群媒體對青春期前的孩子變安全,主張把可使用年齡拉高到 16 歲並確實執行,而不是讓現在 13 歲的規定形同虛設。
Haidt 說真正傷人的不只是被霸凌,而是「開始發文」這件事本身:女孩會隨時想著別人怎麼看她的貼文,這種持續分心的狀態比單純滑手機更嚴重。
Haidt 用大腦「趨近/迴避」的左右腦區解釋:當社會成員普遍處在「防禦模式」而非「探索模式」,願意合作解決問題的能量就會下降。
Haidt 用自己 29 歲第一次打漆彈球的經驗說明人天生有部落傾向,但人類同樣擅長合作與交換;健康的民主需要把衝突留在體育之類的場域,而不是滲透進日常生活。
Haidt 解釋《大西洋》文章的核心比喻:問題不是「左右對立」,而是像巴別塔故事裡語言被打亂一樣,社會分裂成互相聽不懂彼此的破碎群體。
Haidt 以 David Shor 為例:他只是轉推一篇關於抗爭是否會招致反效果的學術研究,就被網路輿論圍剿並在一天內遭解雇;Lex 認為該怪下令開除的主管,Haidt 則回應幾乎每個主管都很快屈服,代表情境的壓力太大,要改的是情境。
Haidt 提到《紐約時報》編輯委員會近期罕見地公開挺言論自由,並回顧該報過去因 Twitter 輿論壓力撤回並竄改 Bret Stephens 的專欄、開除 James Bennet 的往事。
Haidt 對 Musk 整體評價正面,但憂心身為多家公司執行長的他公開選邊表態(宣布要投給共和黨),等於替「企業該不該介入文化戰爭」立下壞先例。
Lex 反問「真實」本身有沒有價值,扮演一次魔鬼代言人;Haidt 則主張企業執行長對公司有法律上的忠誠義務,公開選邊站等於在消耗這份信任,替企業介入文化戰爭立下壞先例。
Haidt 引用 Scott Galloway 的批評,說 Musk 不是年輕男性的好榜樣,又舉他嘲諷參議員年紀大為例;Lex 回應說自己欣賞 Musk 的工程成就與不打官腔的真實感,這也是他喜歡長篇 podcast 的原因——夠長的對談會讓人卸下防備心。
Haidt 把 Musk 那句「authenticate all humans」看得很重,並說明自己主張的身分驗證分級:從基本的機器人過濾,到匿名但綁定真實身分的帳號制度,目的是讓平台上的互動對象至少是真人。
兩人討論用 AI 加上群眾標記,替使用者的「惡意程度」打分數,讓被判定為高度攻擊性的帳號自動被多數人看不見,藉此改變「越兇狠越有人叫好」的誘因結構。
Haidt 認為「假訊息」用在有組織的操弄(例如冷戰時期蘇聯的謊言灌水戰術,或國內政黨發動的操作)上是有意義的詞,但現在多半淪為各黨互相扣帽子的工具,討論不出結果。
Haidt 主張真正的傷害來自平台的架構與病毒式擴散機制,而不是審不審查特定內容;他以水牛城槍擊案兇手在網路社群受極端思想影響為例,說明重點該放在傳播動態上。
Haidt 嘗試站在支持社群媒體那一方立論:它確實能讓孤立的青少年(例如 LGBTQ 族群)找到同伴,使用當下的感受也可能是正面的;但他用「嗑海洛因當下也很爽」反問,主張要看的是長期對童年的整體影響,而不是當下感受。
Haidt 逐一檢視 Zuckerberg 引用的極化研究,指出那份研究看的是 1970 年代以來的長期趨勢;只看 2000 年之後,許多國家的極化普遍上升,只看 2012 年之後,也有不少國家(不是全部)出現急遽上揚,只是資料點太少,難做嚴謹統計。
Haidt 列出具體立法方向:把使用年齡從 COPPA 規定的 13 歲提高並落實執法、跟進英國的兒童設計準則、推動《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要求平台公開資料,以及新的《Digital Platforms Commission Act》設立專責監理機構。
Haidt 分享自己在 NYU 開的「工作、智慧與幸福」課程:變得更強悍、更聰明、更善於社交,都需要主動經歷挫折與不同意見的磨練,最後 Lex 唸了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在兒子國中畢業典禮上的致詞,Haidt 說那正是他想講的,只是講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