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rray 談西方文明與種族政治

他把西方文明的起點放在雅典與耶路撒冷的結合，強調法治、代議政府、對外探索精神與自我批判的傳統。

他指出奴隸制存在於幾乎所有古代文明，今天全球仍有四千萬奴隸，而廢除奴隸制正是從西方開始。

談到賠償（reparations）議題，他認為讓「像加害者的人」賠給「像受害者的人」，邏輯上站不住腳。

他用「深夜過馬路會不會繞開一群黑人青年」的例子，主張很多行為背後是犯罪率的理性判斷，不必然指向奴隸制的遺緒。

他認為美國把肥胖與新冠死亡率掛勾的公衛討論，最後也被簡化成種族議題，迴避了正視肥胖本身的機會。

主持人分享在 Clubhouse 上聽到的非裔美籍聽眾真實情緒，並問是否該回應「你沒資格談種族」的質疑；Murray 強硬回絕，主張言論的權利不該以膚色決定。

他引尼采「人會撕開早已癒合的傷口，然後為那份痛哭泣」，說明沒有人能真正確定別人聲稱的委屈是真是假。

他認為怨恨是驅動邪惡最深層的力量之一，並以普丁年輕時對公寓大小的嫉妒、希特勒與法國大革命的宣傳為例。

他借《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裡魔鬼唯獨不具備感恩能力這個設定，說明感恩正是抵禦怨恨腐蝕的解方。

他把批判種族理論追溯到 1970 年代法學界的一支行動主義思潮，並認為它填補了人文學科因過度專業化而空出來的位置。

他把種族歧視定義為「認為其他族群天生比自己低等」，並指出反猶主義罕見地同時混雜著優越感與敵意。

他認為當代美國唯一被容許主張「因血統而背負原罪」的對象是白人，這種說法若換成任何其他族群都會被視為極端種族主義。

他為邱吉爾被指控引發孟加拉饑荒的說法辯護，認為史料站不住腳；但也承認邱吉爾確實抱持維多利亞時代的種族優越觀念，主張功過要放在天平兩端一起衡量。

他提到馬克思私人信件與早年文章裡對黑人與混血族群的貶抑言論，質疑邱吉爾、傑佛遜會被追究時代局限，馬克思卻很少被同等檢視。

他認為刻意抹去過去的英雄與傳統，是為了讓一切重新歸零、讓失敗過的意識形態能捲土重來；他也提到多數美國學生連史達林、毛澤東的名字都認不出來。

談到如何在群眾壓力下保持獨立思考，他以麥可傑克森與比爾寇斯比為例，說明群眾對名人劣行的容忍度其實跟這個人是否還被認為「有才華」有關；他主張不要把自我價值寄託在網路上的陌生人身上。

他說自己不擔心被盛名沖昏頭，是因為很清楚自己在哪些領域一無所知；他引吉卜林《If》裡「以同樣態度看待勝利與災難這兩個騙子」，說明自己從不讓一時的成功或挫敗停留太久。

他認為川普 2016 年清場式的崛起，靠的是他是唯一敢反擊建制派攻擊的候選人；但執政兩年完全掌握國會多數時，卻不知道該拉動哪些政策槓桿。

他提到自己在 2020 年大選現場採訪時，親眼感受到局勢一觸即發的氣氛；他認為自己沒看到足以推翻選舉結果的證據，但一月六日「非常危險」與「稱不上政變未遂」這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

他把戒酒團體練習感恩、婚姻諮商找共同點的技巧類比到美國的政治分裂，主張社會至少要在「誰贏了選舉」與「該敬重哪些歷史人物」上有基本共識。

他建議想寫作的年輕人先大量閱讀，並回憶自己少年時讀《蒼蠅王》與赫胥黎《眾妙之門》時感受到的震撼與危險感。

他談到身為同志成長過程中，初戀幾乎注定單戀落空的處境；也說寫作者容易把親身的痛苦當成素材，是一種帶著愧疚感的職業病。

他認為愛是人類最接近神聖的體驗，並朗讀 Philip Larkin 的詩作《High Windows》，說明性解放本身無法帶來愛，卻曾解開世代加諸在性上的沉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