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者看烏克蘭、以色列、台灣

米爾斯海默解釋他的攻勢現實主義框架：無政府體系裡沒有更高權威可以求助，國家只能靠自己求生，而實力的根本是人口規模與財富，不是軍隊本身。

他整理三套自由主義理論——民主和平論、經濟互賴論、制度主義——並反駁經濟互賴論：一戰前歐洲經濟高度整合，照樣爆發大戰，因為生存永遠比繁榮優先。

他區分結構現實主義與人性現實主義（摩根索那一派），再把自己歸類為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只要有機會、成本夠低，國家就會主動爭取更多權力，不只是維持現狀。

他認為就算沒有希特勒，結構性因素也可能讓德國走向擴張，但仍把希特勒與拿破崙歸類為少見的「天生侵略者」，結構與個人因素要合著看。

他認為 1941 年若德軍集中主力直取莫斯科而非分兵烏克蘭，確實有機會擊潰蘇聯；蘇聯士兵死戰到底，是因為清楚德軍正在系統性屠殺戰俘與斯拉夫平民，投降等於死路一條。

他認為「普丁想併吞整個烏克蘭」的主流敘事沒有證據支持——19 萬兵力根本不足以佔領全烏克蘭，而且開戰後普丁立刻透過伊斯坦堡談判找 Zelenskyy 協商停戰。

他用美國的門羅主義類比，說明俄羅斯不會容忍北約進駐家門口；2008 年布加勒斯特峰會宣布烏克蘭、喬治亞將入北約後，梅克爾與薩科吉都曾反對，梅克爾後來坦言她判斷普丁會把這當成宣戰。

他指出普丁 2021 年那篇談俄烏「同屬一個民族」的文章與開戰前的演說，已經接受蘇聯解體與現有邊界，唯一不能接受的是烏克蘭加入北約；他判斷普丁是謹慎的戰略家，不是情緒化的擴張主義者。

他不看好真正的和平協議，預期最終會是不穩定的凍結衝突；他提到根據以色列前總理 Naftali Bennett 的說法，2022 年 3 月本已接近停戰，是美國與英國介入要 Zelenskyy 退出才破局。他自己的方案是烏克蘭徹底中立、俄羅斯保留已併吞的四州與克里米亞。

梅克爾、歐蘭德與波羅申科事後都公開承認，當年簽明斯克協議只是為了拖延時間讓烏克蘭建軍，不是真心想解決頓巴斯衝突；普丁認為自己被騙了，這也是他不再信任西方承諾的原因。

他不認為普丁會被推翻，也不認為普丁對這場戰爭打得多兇——他舉例以色列一個月在加薩殺的平民數就超過俄羅斯 18 個月在烏克蘭殺的平民數；他判斷萬一普丁下台，接班人只會更強硬。

他提到自己 1993 年在《Foreign Affairs》主張烏克蘭應保留核武以嚇阻入侵，柯林頓後來公開承認當年逼烏克蘭棄核是錯誤；他也提到自己 2014 年就反對把烏克蘭拉進北約。

他解釋冷戰時期北約的核戰略：萬一華沙公約軍隊快打贏，就用一到多枚核武（可能打在偏遠地帶）展示決心，逼對方懸崖勒馬，這套「操縱風險」的概念來自 Thomas Schelling。

他分析若俄羅斯真的快戰敗，最可能用少數核武操縱風險逼西方讓步，因為烏克蘭沒有核武可以反擊；他也警告一旦西方用傳統武力反擊俄軍，等於直接進入北約對俄羅斯的大國戰爭，沒人知道升級會走到哪裡。

他把哈瑪斯的攻擊歸因於長期令人窒息的佔領，認為這是巴勒斯坦人第三次大規模起義；他也提到攻擊的時機與醞釀中的沙烏地版亞伯拉罕協議有關，擔心巴勒斯坦議題會被徹底邊緣化。

他列出當時的死傷數字（1,400 名以色列人遇害、逾 240 人被挾持、加薩逾萬人死亡且四成是未成年人），並指出以色列政治光譜近年不斷右傾，內塔尼亞胡政府本身就傾向「大以色列」，兩國方案已經希望渺茫。

他不看好以色列能在美國容忍的時間內徹底殲滅哈瑪斯，認為就算做到，也會有新的抵抗團體取代；他引用國際特赦組織與人權觀察的報告，直言以色列的佔領已經構成種族隔離。

他重申自己與 Steve Walt 的舊論點：「遊說團體」是一群鬆散的個人與組織，遊說美國政府不論以色列做什麼都要支持；驅動多數猶太裔遊說者的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是民族認同。

他提到自己因為《The Israel Lobby》被內塔尼亞胡、Alan Dershowitz 等人指控反猶太，認為這是把「反猶太主義」稀釋到失去意義，目的是讓人不敢公開討論以色列的佔領政策。

他把「種族滅絕」定義得很窄——必須是蓄意消滅整個群體，像納粹對猶太人、盧安達的胡圖對圖西、鄂圖曼對亞美尼亞人那樣——他認為加薩的死傷規模遠比不上這些案例，應該稱為屠殺而不是種族滅絕。

他引用以色列軍方發言人的說法——追求的不是精準轟炸而是最大化破壞——認為以色列是想用「鐵牆」邏輯逼巴勒斯坦人屈服，但行不通。他把這次反應類比美國 911 後的反應，兩者都是被激怒後直接開戰，而美國等於給了以色列一個「熊抱加綠燈」；他引用的統計顯示，攻擊後頭六天全球抗議就有 69% 挺巴勒斯坦，10 月 13 日之後更升到 95%。

他認為美國不該深陷烏克蘭與以色列這兩場戰爭，因為 21 世紀真正該全力應付的對手是中國，這才是美國戰略資源最該投入的地方。

他認為美中之間確實存在激烈的安全競爭，能不能避免真正開戰還很難說；台灣海峽這道水域讓武力進犯在軍事上非常困難，這也是台灣目前相對安全的主因。

他認為嚇阻中國不必靠比解放軍規模更大的美軍，只要讓中國明白開戰代價高、贏了也是慘勝就夠了；他也強調自己看世界是「我們與他們」而非「好人壞人」，而中國人跟他一樣徹底信奉現實主義，這點跟冷戰時期的蘇聯不太一樣。

兩人推演中美若真的形成兩極世界，衝突最可能透過代理人開打——台灣是一種可能，中東是另一種：以色列對上伊朗，伊朗、俄羅斯、中國結盟對上美國、歐洲；他認為這個情境確實有可能發生。

他分析大英、法蘭西、荷蘭等殖民帝國為何消失：一是民族主義興起，殖民地紛紛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二是工業時代之後維持殖民地的成本已經划不來，他甚至說大英帝國在 20 世紀多數時間其實是英國脖子上的包袱。

他指出多數大國都在人口老化萎縮，美國能維持實力靠的是移民；他反駁 Sam Huntington《Who Are We?》裡「拉丁裔移民融不進美國主流」的預言，認為數據顯示這波移民的融入速度其實比 19 世紀的歐洲移民更快。

他建議年輕人要找到真心喜歡、讓自己「一早跳下床」的事，同時記得他與 MIT 的 Stephen Van Evera 提出的「傲慢謙遜指數」；談到死亡，他說自己活到 75 歲仍覺得像中了樂透，只是愈來愈明白沒有什麼是永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