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Gibson 大學念的是數學和資工，研究所誤打誤撞去劍橋念計算語言學碩士，結果做了一輩子。

全世界約 95% 的語言符合一個規律：動詞在前(SVO)的語言傾向搭配介系詞，動詞在後(SOV)的語言傾向搭配後置詞。

Gibson 認為語序長這樣，是因為人說話時會把有關聯的詞盡量放近，距離越遠，理解和產生句子都越吃力。

一句話裡每個詞只連到另一個詞，整句就構成一棵樹；這點所有語言學家都同意，爭的是這棵樹該怎麼畫。

英文一個詞通常掛一到兩個詞素，芬蘭語一個詞根後面可以疊上十個，理論上能生出上百萬種詞形。

英文有 11 個常用色名，巴布亞紐幾內亞的 Dani 語只分黑白兩種；Gibson 認為要「需要區分」才會造詞，不是看不出顏色的差異。

Chomsky 在 1950 年代提出片語結構語法，用「左式展開成右式」的規則描述句子；Gibson 認為它跟依存語法可以互相轉換，只是依存語法更直接呈現詞與詞的距離。

兩人最大的分歧之一：Chomsky 認為疑問句是把助動詞「移動」到句首；Gibson 主張沒有移動，同一個詞天生就有陳述、疑問兩種形式，用哪個看用法。

Chomsky 自己在 1971 年發現「移動說」會讓語言幾乎學不會，因此才主張文法是天生的；Gibson 的「詞彙複製說」沒有這個學習難題，也能解釋為什麼像 ought、aren't 這類助動詞只在特定句型才成立。

fMRI 顯示組合詞跟單一詞彙落在同一塊左腦語言區；Gibson 也點出跟 Chomsky 最大的差異其實是方法——他做實驗蒐集數據，Chomsky 全靠自己的語感做思想實驗。

用「那個被貓抓的男孩哭了」這類句子示範：把子句一層層塞進主詞和動詞中間，句子會迅速變得難以理解，這正是依存距離被拉長的效果。

Gibson 的學生 Richard Futrell 比對約 60 種語言的語料庫，把每個句子的詞序隨機打散重排，結果發現真實語言的依存距離都比隨機排列短。

Gibson 認為依存距離最小化主要是為了讓「說話者」好產生句子，不是為了「聽者」好理解；兩人在這點上有不同直覺，來回辯論了一段。

同事 Fedorenko 團隊用 fMRI 找出的語言腦區，在下棋、算數學、聽音樂、寫程式時完全不會被活化，只有真正的語言（包括克林貢語這類人造語言）才會。

Gibson 說大型語言模型是目前預測「什麼是合乎英文文法」最準的理論，但也是個沒辦法化簡的黑盒子，稱不上是「好」理論。

把蒙提霍爾問題的條件改掉，LLM 還是照舊套用「該換門」的答案，顯示它學到的是表面形式；但它完成中心嵌套句時會卡關，卡的方式跟人類一模一樣。

Gibson 談怎麼具體測量依存距離造成的「認知代價」——問人念起來自不自然、量閱讀時間、看 fMRI 活化程度都是方法；他猜代價會隨距離呈指數成長，但坦言這條公式一直沒有人真的去做，覺得可惜。

Gibson 和學生 Eric Martinez 分析大量合約，發現法律文件的中心嵌套句比例高達七成，是一般文本的三倍多；找了 100 位律師測試，律師理解得比較好，但一樣覺得難、也一樣希望改寫成好懂的版本。

援引 Shannon 的資訊理論：語言要面對說話者口誤、環境噪音、聽者理解落差三種雜訊，語序可能也演化成比較能抵抗雜訊的樣子，但 Gibson 強調這部分的證據比依存長度薄弱很多。

Gibson 認為 Chomsky 是因為堅持「移動」理論太難學才主張文法天生內建；拿掉移動之後，語言的規則性反而比較像是後天一條條學來的。

Gibson 談多數語言研究只採樣西方、受教育、工業化、富裕、民主(WEIRD)族群的偏誤，因此跑去玻利維亞和巴西的亞馬遜部落做田野；發現皮拉哈語完全沒有精確數字詞，連「一」都沒有對應的詞，用給物件配對的實驗證實他們數到五以上就只能用估的。

鄰近的 Mosetén 語正因為跟西班牙語接觸而快速消失，因為年輕人為了工作和收入寧可學西班牙語；Gibson 也談語言除了經濟價值，還承載著民族認同（像烏克蘭語之於這場戰爭）。

談到有人在研究鯨魚、烏鴉甚至植物的溝通系統，Gibson 認為「只有人類語言特別」這個常見說法站不住腳，因為我們根本還聽不懂牠們在說什麼。

Gibson 的建議很簡單：看到有趣的東西就直接去做；他當年因為簽證問題進不去原本研究的部落，就自己重新找了另一群人繼續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