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邪教與陰謀論的共同套路

Spence 認為若論長期表現，從沙皇的 Okhrana 到蘇聯的俄國情報系統算是史上數一數二穩定，他也拋出「列寧可能是 Okhrana 眼線」這個具爭議的推測。

情報機構靠分艙保密運作，連機構名義上的長官都未必真正掌控實權；他以 Cheka 創辦人 Dzerzhinsky 死因成謎為例，討論權力到底集中在誰手上。

他用金錢、意識形態、脅迫、自我四個字，解釋情報機構怎麼把人變成間諜；他認為自我的滿足感常被低估，卻是背叛動機裡最關鍵的一項。

俄國情報系統向來把對外情報與對內安全放在同一個機構底下，美國則把這兩塊拆給 CIA 與 FBI，兩邊關係向來不算融洽。

他引 John le Carré 的說法，指出加入情報機構等於被告知「必須願意說謊，也必須願意殺人」，一般社會的道德規則在這個領域不適用。

CIA 從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做過大規模洗腦實驗，目標包括抹除記憶與植入假記憶；紀錄後來因為國會 Church Committee 的調查而被大量銷毀。

針對「CIA 在背後操控 Epstein」的說法，他認為就算不是情報機構主導，Epstein 蒐集權貴性醜聞影片的手法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套勒索生意，誰都可能想利用這些材料。

波希米亞叢林與 Bilderberg 這類聚會的祕密不在於存不存在，而在於私下談了什麼；他認為尼克森 1968 年在波希米亞叢林的一場演講，等於是一次政治前途的考核。

他把神祕學定義為「相信可以用意志改變現實」，儀式的作用是集中一群人的注意力；他舉美式足球誓師大會為例，指出這種集體念力式的思維其實無所不在。

他提出一種說法——邪教的特徵是「頂端永遠有人知道真相」；至於教主自己信不信自己的說法，他認為那也可能隨時間變成一種自我催眠。

一戰末期慕尼黑一個研究神祕學的小團體圖勒協會，核心人物是身分成謎的 Rudolf von Sebottendorf（本名 Adam Rudolf Glauer）；他戰前長年在鄂圖曼帝國活動，經一位猶太裔卡巴拉信徒引介加入東方共濟會分會，也涉入軍火生意。

圖勒協會其實是「亞利安神智學」（Ariosophy）的分支，源頭是 Helena Blavatsky 的神智學；他指出神智學原版沒有明講亞利安人優越，是後來的亞利安神智學信徒自己加上種族排序。

他推測 Sebottendorf 返德其實是替普魯士政治警察或軍方情報單位工作，要用神祕民族主義去對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動員；戰後軍方持續資助他和圖勒協會，因為最怕的正是德國步上俄國後塵變成布爾什維克。

他認為圖勒協會扶植的德國工人黨，本質上是模仿共產主義組織方式的「反共產主義」運動；德軍當時把還在領薪、受過文宣訓練的下士希特勒送進這個小黨接下領導權。

德國工人黨把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描述成「猶太人的陰謀」；他也提到「anti-Semitism」這個詞是 1870 年代一位有猶太血統的德國記者 Wilhelm Marr 發明，用來包裝更直白的仇猶。

他推翻「這份文件是沙皇密探 1904、05 年在巴黎捏造」的通行說法——當時被指名的那位官員其實早已離職，人也不在巴黎；他考證出最早的版本出現在 1903 年聖彼得堡一份右翼小報上。

他認為這份文件能流傳，是因為它為一戰後的世界劇變提供了簡單解釋；至於原始作者是誰，他提出自己的猜測——法國作家 Maurice Jolie 可能回收了自己一份未出版的舊作。

他把猶太人排外的敘事一路追到希臘化埃及史家 Manetho（約西元前 300 年）；羅馬時期的猶太人叛亂加深了雙方敵意，中世紀基督教則因末世論把猶太人保留下來當作見證。

他認為現代反猶主義是 19 世紀猶太人解放運動的陰暗副作用——法律限制解除後，猶太人在銀行、法律、醫療與社會主義運動裡都變得顯眼，反而成了眾人歸咎社會劇變的對象。

他從曼森 1967 年出獄前都只是個平庸的慣犯講起，追問一個問題：一個三流罪犯怎麼會在短短兩年內，變成能號令信徒殺人的邪教教主。

他認為真正的起點是曼森的同夥為了毒品糾紛殺了地下藥頭 Gary Hinman，兇手 Bobby Beausoleil 被捕後，家族刻意模仿手法犯下 Tate 與 LaBianca 命案，想幫他脫罪，不是檢方所說的「Helter Skelter」種族戰爭計畫。

他指出曼森出獄後屢屢犯案卻總能全身而退，推測他當時是聯邦緝毒單位的線人；他也提到一位在曼森案審判現場遊走的神秘人物 Reeve Whitson，十年後被證實是 CIA 在中美洲的情報官員。

他認為曼森家族不像科學教那樣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靠的主要是性、毒品，以及讓一群原生家庭破碎的年輕人相信自己找到了歸屬。

那幾年北加州出了一連串連環殺手與失蹤案，黃道十二宮殺手是其中最知名的一個；他認為黃道案不一定只有一名兇手，早期鎖定情侶的作案模式和後期公開槍殺計程車司機的手法差異很大。

黃道殺手自稱殺人是為了幫死後的自己蒐集「靈魂奴僕」，他把這種說法拿來和維京人、羅馬人的殉葬信仰相比；他也指出黃道寄給媒體的萬聖節卡片圖案，抄自漫畫《Tim Holt》封面上的死法圖示。

光明會 1776 年由巴伐利亞教授 Adam Weishaupt 創立，原名「完美主義者會」；他說 Weishaupt 的計畫是先顛覆現有的宗教與政府，再用一套世界新秩序取而代之。

他給祕密結社下的定義是「存在不必是祕密，做的事才是祕密」；照這個定義，情報機構的自我篩選、考核與宣誓保密，其實跟他描述的祕密結社是同一套邏輯。

他一一列出這類跨國菁英閉門會議——Bilderberg、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更偏軍事色彩的 Le Cercle——質疑一件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功能重疊的組織，權力的中心到底在哪裡。

他坦言比起相信真有一小群人在幕後操控一切，他更擔心的是一堆各自以為自己在主導局勢的鬆散團體；話題也帶回納粹——一群人一旦深信某種烏托邦式的信念，行動就會被那個信念徹底牽著走。

他說多數人多數時候還是願意合作與善待彼此，這是他對人類未來仍抱希望的理由；他也感嘆人類這種生物不算純然自然，卻整體而言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