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制裡練出來的電影哲學

他說片場出狀況就要順勢而為：Desperado 角色從爆炸中走出來的慢動作，其實是特效不夠、臨場想出來的招牌畫面；From Dusk Till Dawn 片場意外燒殘的酒吧場景，他索性讓黑掉的痕跡留在片子裡。

有觀眾問他浪費一年半做失敗的事怎麼辦，他提出「把失敗的灰燼篩過一遍，才找得到下一次成功的鑰匙」的說法，並用他參與的四段式合輯 Four Rooms 舉例：那部片票房失利，卻在事後被他拆解出兩條線索，分別催生了 Spy Kids 系列與 Sin City。

Lex 說消化失敗要時間，他同意，並舉例：最近重讀回憶錄 Rebel Without a Crew 有聲書版時才發現，當年沒能把 El Mariachi 賣進西語錄影帶市場反而是好事——原本只希望賣兩萬美元，結果後來哥倫比亞公司出的價錢是那的十倍。

他從小用超 8 攝影機拍片、拿父親的 VCR 練剪接（用暫停鍵做出乾淨的剪點、用 audio dub 疊音效，再串兩台 VCR 剪接），很早就改用數位拍攝，那在當年被業界視為離經叛道；現在他把同一套「自己來」的精神放進新公司 Brass Knuckle Films——用一千萬到三千萬美元拍動作片，還讓觀眾直接出資、分潤。

他教人從手邊現有的資源反推故事——一隻比特犬、一隻烏龜、卡洛斯表哥的巴士、卡洛斯姊夫開的酒吧，這些道具本身就能生出情節；同一套邏輯也用在早期短片 Bedhead 上，他用電影學校配發的二戰時期手搖底片機拍出倒轉攝影與停格動畫，徒手畫了 300 張分鏡做出開場動畫片頭。

El Mariachi 全用素人演員，他挑人的方法是找「看起來就對」的人，再先用錄影機替怯場的女主角試拍一段、給她看自己的樣子，幫她建立信心；寫劇本則靠隨身索引卡片一張張問自己問題，他相信靈感不是自己想出來的，而是像水流過一根管子，自我意識愈少擋路，故事愈快成形。

他自己身兼攝影、剪接、混音多職，靠這點補救現場問題：因為借來的攝影機無法同步收音、運轉聲又大，他乾脆不同步收音，拍完演員對嘴後再單獨收一次對白，剪接時只要剪到動物或道具的空鏡，就能避開嘴型對不上的破綻。

他說 Quentin Tarantino 曾提醒他，當好導演有時候就是當好觀眾——演員需要感覺到你在享受他們的表演；他自己則習慣親自操作攝影機，因為隔著一台監視器很難跟演員同步呼吸，像跟人跳舞一樣近距離才抓得到那個瞬間。

兩人 1992 年在多倫多影展同場座談認識，Tarantino 看 El Mariachi 首映時笑得比誰都大聲，他錄下了那場觀眾反應；後來他才知道 Tarantino 看自己的電影一樣投入，即使是自己的首映也笑得像在看別人的作品。

他說預算不夠時，土法煉鋼反而成就風格：道具吉他盒因為捨不得買黑漆，乾脆剪接兩個不同的盒子接起來；他也提醒，很多導演拍第二部時會被第一部的成功綁住，要記得保持當初那種天真。

他形容九〇年代中期 Steven Spielberg 當紅到被媒體與觀眾瘋狂酸，他當時很怕接拍 Zorro 這種大片會落得一樣下場，問 Spielberg 怎麼撐過去，對方只回一句「你就是不要眨眼」——從此他把這句話當成面對批評的心法，也講給自己合作過的年輕演員聽。

他做過一個電視節目 Rebel Without a Crew，找沒拍過長片的新手導演，只給七千美元跟兩週時間，還要求全程只能帶一個幫手；他觀察到這些人開拍前還在說「不知道怎麼拍完」，開拍第一週就已經聊起下一部片，因為完成一次之後，「不可能」這件事的門檻整個降低了。

兒子想拍 VR 片，他為了示範「先有公司，點子就會跟著來」，跟孩子成立了 Double R Productions，接下 VR 公司的案子拍出動作短片 The Limit；同一年拍的 Red 11 進了坎城，影展還付錢請他們去講怎麼拍的；後來替 Netflix 拍的 We Can Be Heroes 也掛著同一個標誌。

Brass Knuckle Films 刻意把自己限定在只拍動作片，他說「篩選」反而讓靈感更聚焦；而且動作片在他自己的片廠拍能壓到很低的成本——串流平台永遠缺動作片，願意為便宜又好看的動作片出高價。

他認為好的動作片是角色立住了，動作才有意義：Die Hard 靠的是一個「有能力但不是超人」的警察讓觀眾投入，John Wick 則是靠退休殺手被惹毛的反差；他也點出 Terminator 裡真正的主角其實是 Sarah Connor，一個從服務生變成革命者的成長弧線。

有部香港動作片 Run 把 El Mariachi 整部逐場翻拍，連吉他盒的橋段都照抄，他跟 Tarantino 一起在雙片聯映場看，還笑出來，直到發現對方也把女主角寫死了才心裡一沉——因為是他自己先在 El Mariachi 賜死那個角色的。

他形容 Tarantino 是那種讓人「沾光就進步」的朋友，隨手開了頭、不打算寫完的稿子就夠別人拍好幾部電影；但即使是 Pulp Fiction 完成當下，Tarantino 自己都覺得「不像一部真正的電影」，放給導演朋友看的放映場也幾乎沒人看好（只有 Kathryn Bigelow 例外），直到坎城拿下金棕櫚才翻盤。

他去德國跟畫家 Sebastian Kruger 上過一次工作坊，發現對方沒有任何秘訣、用的畫筆顏料都一樣，純粹靠貼身觀察，他當天就把 Danny Trejo 臉的一部分畫得很寫實——他說這證明「近距離」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比自己關起門苦練有效得多。

九〇年代初好萊塢幾乎沒有拉美裔主角，他決定自己造星：把 Antonio Banderas 從歐洲請來，又在 Univision 的 Paul Rodriguez 節目上看到 Salma Hayek 說英文，直接約她到辦公室見面；片廠一度要求試鏡，他前一晚先幫 Salma 把那場戲對過一遍，但片廠直到開拍後看了毛片才真正看懂。

Danny Trejo 來試鏡時，他直接給了一把道具刀叫對方練習轉刀，一句台詞都沒給，1994 年就跟 Danny 說「以後要幫你拍一部叫 Machete 的電影」，結果整整拖了 15 年，中間先在 Grindhouse 拍了一支假預告片，靠觀眾反應太熱烈才真的把它拍成正片。

他說多數好萊塢電影燒錢的原因是劇組裡幾乎沒人懂剪接，拍回來的素材對不上，還得補拍；他把劇本比喻成採購清單、拍攝是採買、剪接才是真正下廚——因為自己會剪，他才能讓 Robert De Niro 只拍四天、Lady Gaga 只拍半天就殺青。

電視劇最後一集，演員 DJ Cotrona 事先想好一個角色跳起接子彈的點子，他到現場才想出拍法，只花 20 分鐘、拍三次跳躍剪成一次跳躍的效果；事後他坦承那個畫面能成立，關鍵其實是聲音——把音效抽掉觀眾就看不見演員做了什麼動作，補上聲音，腦補就自動出現。

他說死線是逼自己打開創作管道最好的方法：Spy Kids 3D 因為特效工作量比預期多一倍差點延期，片廠原本答應延檔，結果麥當勞合作合約規定不能改檔期，反倒把整部特效電影從開拍到上映只花半年做完，他說是特效片有史以來最快的。

Alita: Battle Angel 原本是 James Cameron 想先拍的作品，籌備過程中反而先做出了 Avatar；他早在 1995 年就讀過 Cameron 給他看的 Avatar 劇本手稿，合作 Alita 時，女主角 Rosa Salazar 的臉部表情捕捉技術也回頭幫助 Avatar: The Way of Water 做得更細緻。

他說 George Lucas、皮克斯的 John Lasseter、James Cameron 這幾位他佩服的創作者都有同一個特質：技術與創意兩者兼具；他自己 16 歲在相館打工時，老闆看了他隨手拍的照片就說「你是創意人，現在要去學技術」，這句話定調了他往後刻意身兼多職的路線。

1994 年他在自己家裡剪 Desperado，片廠一度不准，理由是「從沒讓導演自己剪過片，不想開先例」；他同時在家用同一套系統剪 Desperado、Four Rooms、From Dusk Till Dawn 三部片，Del Toro、Steven Soderbergh、James Cameron 都跑來看，Soderbergh 還想借去剪 Schizopolis。

他在自家綠幕拍了一段黑白測試片段給 Frank Miller 看，說服對方交出從沒賣過的漫畫改編權；整部片就在德州奧斯汀完成拍攝，George Lucas 後來跟他說，兩人都不在洛杉磯圈子裡討生活，才會不自覺地跳脫框架，去做別人不敢做的嘗試。

他說想改變行為，缺的往往不是意念而是身份標籤：多年來他痛恨運動，直到 2012 年某天開始對自己說「我是運動員」，隔天整個人就變了，再也不用請教練；這個念頭是他勸朋友戒菸時想到的——要先說自己是「不抽菸的人」，說完他才發現可以用在自己的運動上。他也刻意少拿預算：拍 We Can Be Heroes 時主動把預算壓在五千萬美元以下，因為做得便宜，Netflix 才會拍三部而不是一部。

他每年寫一本日記，形容「活著就是不斷重溫」——沒寫下來的事幾乎都會忘記，連價值一萬美元的吉他是誰送的都不記得；Lex 提到 MrBeast 會錄影片留給 20 年後的自己看，他說自己沒這樣做，改拍孩子對著鏡頭說話，多年後再重播給長大的孩子看。

他提出一個還沒放進電影裡的想法：醒來離開夢境時記憶會瞬間消散，或許死後進入下一段意識也是類似的過程，前世就像逐漸淡去的夢；他坦言有點難過，但也因此更珍惜眼前這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