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城學者談集中保護與科學傲慢

Bhattacharya 說明血清盛行率調查是什麼、為什麼死亡數好算而實際感染數難算；也談到 CARES Act 給醫院收治 COVID 病患的財務誘因，以及死亡證明審查發現約兩成到兩成五的 COVID 死亡比較像是附帶。

話題從死亡數字轉向社交層面：Bhattacharya 說社交距離讓人把彼此當成病源，而不是想認識的人；Lex 提到自己從 Boston 來 Austin 找 Joe Rogan，對方毫不猶豫給他一個擁抱，讓他發現在 Boston 那幾個月少了這種連結。

他給出經驗法則：50 歲的感染死亡率約 0.2%，每多 7 歲加倍、每少 7 歲減半；有糖尿病或重度肥胖，大約等於老 7 歲。

他說明 Santa Clara、LA County 的做法（MLB 取得的試劑、偽陽性約 0.5%、Facebook 招募）與結果：社區人口整體約 0.2%；再解釋研究品質造成的爭議，並比較非洲與紐約的死亡率差異：年齡結構、養老院政策與呼吸器使用方式都是關鍵變數。

他說明為何選擇不等同儕審查、直接把 Santa Clara 研究公開，並體悟到「清零」策略已經太遲——實際感染人數是通報病例的 40 到 50 倍。

他回顧 H1N1 流感疫情早期死亡率被高估近百倍，直到兩三年後的血清研究才發現真相，這段經驗促使他加速推動 COVID 的血清調查。

他比較兩種疾病的年齡風險曲線：流感對兒童較致命，COVID 則幾乎相反，死亡集中在 60 歲以上族群。

他認為 COVID 會永遠在人群中循環，康復後的免疫力能降低重複感染的嚴重程度，疫苗則能補強第一次感染時的保護力。

Lex 唸出 NIH 局長 Francis Collins 寫給 Fauci 的信，內容稱 Bhattacharya 等三人是「邊緣流行病學家」，要求「迅速且具毀滅性的公開反駁」。

Bhattacharya 說宣言發布後，媒體以同一種扭曲說法反覆描述他，他與另外兩位共同作者整年都承受這種輿論壓力。

Lex 說自己為了準備 Pfizer CEO 那集，進了 Clubhouse 一個自稱「挺科學」的房間，才開口提醒討論太傲慢，就被一句「夠了，別胡扯」趕下台；Bhattacharya 接著區分兩種看待科學的方式：用證據辯論的過程，或自動為真的真理。

他認為問題出在制度：NIH 本該只負責資助科學研究，卻被拉去兼任防疫政策制定者，這種雙重角色本身就是利益衝突。

Lex 說自己私下跟 Collins 聊疫苗時，看得出他真心想幫人；Bhattacharya 同意他沒有惡意，也稱讚他對人類基因體計畫的貢獻，但認為他被放進（或自己走進）雙重角色的利益衝突裡。

他坦承自己原本以為疫苗至少要十年才能做出來，也一度以為疫苗能阻斷傳染；以色列的數據後來證明後者是錯的。

他談自己與 Sunetra Gupta 合寫的 WSJ 投書「一個月內結束封城」，並解釋 VAERS 只收通報、無法判斷因果，要靠 VSD、BEST 這類有對照組的系統，才抓出年輕男性心肌炎、J&J 疫苗與中年女性血栓的關聯。

他認為疫苗猶豫源於選前選後政治風向的翻轉，以及否認康復者天然免疫力這類明顯與數據不符的說法，都在侵蝕公衛機構的信任。

Lex 提到自己最近與 Pfizer 執行長對談後同時收到支持與批評，也提到疫苗政策背後可能有金錢影響的疑慮；Bhattacharya 回應，問題出在藥廠對低成本老藥缺乏興趣，並談到伊維菌素、NIH 的 ACTIV-6 試驗與 FDA「馬用驅蟲藥」那則推文爭議。

他說明宣言之所以叫 Great Barrington，只是因為三人在那個小鎮的會議上寫成的；核心主張建立在兩個沒有爭議的科學基礎上：死亡率隨年齡陡升、封城本身代價巨大。

他列舉聯合國對大規模飢荒的警告、中斷的兒童疫苗接種計畫，以及印度移工一夜之間被迫返鄉（步行或擠火車）、1000 人死於途中的案例。

他提到一項 2020 年 7 月的研究：四分之一的年輕成人認真考慮過自殺；學校停課對貧困與中產家庭孩子的傷害尤其難以彌補，醫院關閉也讓癌症篩檢延誤。

他指出維持開放的州失業率明顯較低、女性勞動參與率倒退了一個世代；把經濟傷害視為冷血的說法，其實忽略了貧窮本身也會奪走人命。

他說明集中保護建立在同一組事實上：找出風險最高的族群、把資源集中投入保護他們，而不是要求整個社會停擺。

他舉例說明具體做法：長者專屬購物時段還是得出門，不如直接幫長者送菜到家；讓可能接觸過病毒的年輕人先住旅館隔離，強調做法必須因地制宜。

被問到面對致死率更高的病毒是否該改用強制封城，他認為原則不變——鎖定真正的高風險族群，只是這個族群會隨病毒特性改變，像 1940 年代小兒麻痺鎖定的是兒童。

兩人都批評 Stanford 因應 Omicron 宣布轉回線上教學。Lex 認為有了追加劑，這已經是心理問題而不是生物問題；Bhattacharya 說這是沒盡到教育使命，根本問題在把目標放在阻止傳播，而這是做不到的。

他認為公衛政策不該把恐懼當成讓民眾順從的工具，該做的是誠實告知風險、坦承不知道的地方，而不是靠激起恐懼換取遵從。

他鼓勵想投身科學的年輕人享受這份工作的樂趣，也請他們原諒這場爭議裡表現不好的人，因為那些人多半出於想做好事，錯在傲慢。

他談起在加爾各答貧民窟長大的母親，以及電機工程師出身、一度只能在麥當勞打工、後來投入火箭導引系統設計的父親——父親在他 20 歲那年過世。

他說自己身為基督徒並不特別怕死，這場疫情裡唯一一次真正害怕，是擔心血清調查會讓家人暴露在風險中；被問到從信仰角度看人生意義，他答：愛人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