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藥廠如何綁架醫療知識

被問到「一個動作就能修好大藥廠」會是什麼，Abramson 說根本問題不是廣告或定價，而是醫師賴以判斷的「知識」本身已經被商業利益接管。

引 Milton Friedman 講的政府三大天職對照現況：他自己當了約十年訴訟專家，協助促成 2009 年美國史上最大的刑事罰款紀錄，2010 年又在一場聯邦審判裡出庭作證，陪審團認定 Pfizer 詐欺與勒索罪成立。他說藥廠 1991 到 2017 年間繳了 380 億美元罰款，金額很少高過違規賺到的利潤，Vioxx、OxyContin 兩案更牽涉數萬人死亡。被 Lex 問到人是不是壞的，他認為問題出在以股東報酬為目標的企業文化；Lex 說行銷和繳罰款都成了「遊戲的一部分」，他同意，並說少了護欄只會越走越偏。

Lex 把兩個月前訪問 Pfizer 執行長時提出的質疑搬來對照：Abramson 說兩人都對：這些廣告大多合法，但對社會沒有增添價值；讓觀眾對藥效與傷害留下不切實際的印象，他直言是反社會人格式的行為。

這款糖尿病針劑一年要價約 6,200 美元，相較 metformin 一個月只要 4 美元；廣告主打降低心血管風險，卻不提要治療 323 人才防到一次非致命事件、代價 270 萬美元，也沒有研究拿它跟改變生活型態比較過。

NIH 資助的「糖尿病預防研究」把受試者分成安慰劑、metformin、密集生活型態介入三組：生活型態組降低糖尿病風險 58%，metformin 組只有 31%。Lex 問誰來替生活型態代言，Abramson 同意沒有人，並說市場解決不了這種不賺錢的問題，需要有人守住公共利益。

Abramson 認為言論自由讓全面禁止不可行，但主張廣告該強制揭露受益機率、跟其他療法的比較與真實藥價，而不是只放全家出遊、狗接飛盤的畫面。

Abramson 說醫師以為同儕審查者核對過原始數據，事實上審查者拿到的只有藥廠寫好的手稿，臨床指引也建立在同一套沒被驗證過的文章上。

被問到藥廠會不會連數字都改，他說三種手法都發生過。2000 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一篇 Vioxx 研究被 Merck 藏起三起心臟病發，FDA 也知情，文章直到藥物下市 15 個月後才小幅修改，從未真正更正。

Abramson 主張審查者先簽保密協定、讀藥廠那份幾千頁的臨床研究報告；Lex 說他相信一般人拿到數據後會認真分析，Abramson 同意，主張發表後也該全面公開，讓公民科學家與其他醫師檢視。

FDA 曾說要 55 年才能公開完 Pfizer 的疫苗數據；Abramson 說 Pfizer 加入訴訟，幫 FDA 對抗傾向加速公開的法官。FDA 的理由是加速要多花 300 萬美元，他換算只等於疫苗一小時的銷售額，而 Pfizer 也沒說要出這筆錢。

Abramson 強調自己相信疫苗有效、打疫苗能讓死亡風險降低 20 倍，但懷疑那批不肯公開的數據裡藏著讓 FDA 或 Pfizer 難堪的東西。

Pfizer 疫苗頭兩年預計賣 650 億美元，遠超過多年來全球最暢銷藥物 Humira 年銷售顛峰的 200 億美元；他也提到 NIH 2016 年做的技術基礎工作，以及川普推動的 Operation Warp Speed。

聯邦政府沒有要求藥廠承擔全球分配責任，85% 早期疫苗流向第一世界；2021 年 5 月 WHO、WTO、IMF、世界銀行求助 500 億美元讓第三世界打到四成，沒人回應，同時期有 32 位億萬富豪從疫苗生意賺進 500 億美元身家。

Lex 提到自己即將訪問 Zuckerberg，也提到 Malone、McCullough 因質疑疫苗風險被多個平台下架，問 Abramson 怎麼看科學共識以外的聲音。

Lex 提到 Neil Young 等音樂人因 Rogan 揚言退出 Spotify，主張讓集體智慧在公開討論裡判斷；Abramson 反駁，認為單靠開放平台不夠，反疫苗一方放出的資訊量通常更多，應該要有即時的獨立事實查核，而不是靠平台審查。

Lex 說聽地平說支持者的論證，會發現它一致又有說服力，可見人很容易被有魅力的論證說服；Abramson 接著說地平說信錯無傷大雅，但這次是美國死亡人數超過西班牙流感、牽涉幾百萬條人命的公衛危機。

Lex 問 FDA、Pfizer、CDC 之間的人事旋轉門，Abramson 說這跟 Pfizer 無關，但舉了一個例子：阿茲海默症藥物 Aduhelm 的諮詢委員會以 10 票反對、1 票棄權否決核准，FDA 仍然核准，三名委員因此辭職，藥物評估中心主管（曾在藥廠任職 16 年）事後還主張放寬利益迴避規定。

Medicare 依法不能跟藥廠議價；他追溯到 2003 年推動這條「不得議價」條款的眾議員 Billy Tauzin，法案通過後沒做完任期，就到藥廠拿年薪 200 萬美元的工作。

Abramson 說 NIH 過去十年幾乎參與了每一款獲 FDA 核准藥物的基礎研究，但臨床研究有 96% 在做藥物與器材，剩下的 4% 裡只有一部分用在預防醫學。

美國健保支出占 GDP 比重比同等富裕國家平均高 7 個百分點（17.7% 對 10.7%），換算超過 1.5 兆美元，但健康餘命排名從 2000 年的第 38 名掉到現在第 68 名。

每週運動至少五次半小時、不抽菸、控制體重，但也要承認社經地位會限制這些選擇；他接著 Lex 的魚缸比喻說，只顧治療個別病人，就像只顧治療魚缸裡生病的魚，卻不去清理髒掉的魚缸。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一篇整合分析顯示，抗憂鬱藥對沒有達到重度憂鬱標準的人沒有效果；重度憂鬱患者當中，他印象中大約四分之一服藥後有明顯改善，他認為問題出在把正常的悲傷情緒也醫療化了。

如果眼前病人要花 100 億美元才能救，他會被這個決定折磨，因為那筆錢用在流行病學上能救更多人。Lex 問醫師是不是該轉身離開那位病人，他說不是，醫師的責任是被這個兩難折磨。

對想進醫界的年輕人，他的建議是有心的人就該去做，因為沒有人會做得比他更好；如果只是為了錢，不會為自己感到驕傲。

他舉自己執業時的真實案例：2000 年前後，一位年輕同事替他的好友（他代班時看到的病人）開了賀爾蒙補充療法，理由是她在母校醫學院的研討會上聽到健康的人也該用，追查下去才發現那場研討會背後其實是藥廠贊助；他把這種現象類比孔恩的「典範」——要留在專家圈子裡，就得接受圈內共享的預設。

Abramson 聊到自己不久前有過瀕死經驗，說那種經驗反而讓他從對死亡的焦慮裡解脫出來；被問到人生意義，他認為是找到自己在乎的事、全心投入，而且不傷害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