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測驗、G 因子與群體差異之爭

Haier 解釋一般講的「聰明」跟研究者說的「智力」不一樣，後者測的是 Charles Spearman 一百多年前發現的 G 因子：讓一群人做大量不同的心智測驗，分數之間都會正相關，那個共同的部分就是 G 因子，IQ 分數是想估計它的一種做法。

Haier 進一步釐清：G 因子本身沒辦法直接測到，只能靠統計方法估計，IQ 分數就是那個估計值；IQ 的數字要看成百分位排名，不是等比例的量尺，IQ 140 不代表比 IQ 70 聰明兩倍。

一份蘇格蘭 1930 年代做的研究，把全國 11 歲兒童都做了一次 IQ 測驗，70 年後追蹤存活率發現，IQ 分數落在最高四分位的人，活到老年的比例大約是最低四分位的兩倍。

他用人格測驗 MMPI 的「dust bowl empiricism」做對照——那種測驗的題目內容跟結果無關，純粹靠統計挑出能預測結果的題目；相對地，IQ 測驗的常識、字彙、記憶廣度等題型看起來就像在測智力，其中字彙與倒著背數字這兩類分數跟 G 因子最相關。

他介紹一種叫 Hick paradigm 的裝置：面前一排燈，按住待命鈕，燈亮就放開手指按對應按鈕。單純反應快慢跟 IQ 關係不大，但如果要求選出「離另外兩個亮燈最遠的那顆」，這種加了判斷的反應時間就跟 G 因子高度相關；好的 IQ 測驗通常會設時間限制，拿掉時間限制，大家分數會變高，但比較分不出人與人的差距。

Lex 說自己考試很容易焦慮，Haier 回應焦慮確實會讓當次分數低估一個人真正的 G 因子，但不代表 G 因子不在；他也順帶說，SAT 本質上就是一種智力測驗，只是出題單位不太願意這樣講。Lex 接著分享自己考 SAT 時數學拿滿分，但語文科因為考試焦慮加上英文還不好，讓他讀著讀著就恍神。

兩人談到用單一分數做大學錄取決定的問題——數學和語文分數落差很大（稱為 tilt）的考生，這種落差本身不太能拿來預測未來表現，所以招生時通常會綜合看其他資訊，不會只看一個總分。

Haier 說批評智力研究的人多半自己是高智力的學者，很難體會 IQ 80、90 的人日常生活有多不一樣；他舉美軍為例，因為訓練不出成效，軍隊會直接拒收 IQ 低於他記得約是 83 這個門檻的人。

Lex 提到朋友常問「你相信有些人比別人更好嗎」，說出自己的立場：他相信人生而平等，但智力研究說有些人終其一生就是比較聰明，這讓他不舒服；Haier 回應目前證據顯示基因對 G 因子有重要影響，但基因不是宿命式決定，而是機率性的，會受環境影響表現不同。

兩人假設有一顆能提高智力的藥丸，Haier 說他支持投入更多研究提升 G 因子，但目前不管是記憶訓練或聽莫札特之類的方法，數據都顯示對 G 因子沒有效果。Lex 懷疑高分那端不見得越高越好；Haier 認為那是實證問題，而且高分那端能讓手上的難題更容易解，至少在低分那端提高智力比較沒有爭議。

Haier 介紹 1994 年由心理學家 Richard Herrnstein 與政治學家 Charles Murray 合寫的《The Bell Curve》，書的主體是用大型資料庫證明 IQ 分數跟各種社會結果相關，真正引爆爭議的是其中一章討論黑人與白人平均分數大約差一個標準差（約 15 分）；他強調書裡明白寫著不確定成因是不是基因，也主張不該因群體平均差異去評斷任何一個個人。

他回顧比 Bell Curve 更早、1969 年 UC Berkeley 教育心理學家 Arthur Jensen 在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發表的文章：Jensen 檢視當時一批想拉高弱勢兒童 IQ 的學前教育計畫，發現效果幾乎不存在（其中一個計畫後來被查出偽造數據），因此主張應該重新考慮基因在群體差異裡的角色；文章一出，Jensen 被貼上種族主義者標籤，演講還遭到炸彈威脅。

Lex 直接問：不管是 Bell Curve 還是任何種族差異研究，會不會被拿去增加這個世界的仇恨與種族主義；Haier 回答他認為世上本來就存在龐大的仇恨儲備，那些恨意跟科學資料無關，所以他不願意讓「可能被誤用」變成不能研究的理由；他也說幾乎沒有人否認測驗分數存在群體差異，真正有爭議的是成因與該怎麼處理。

Lex 說他自己會先想推文和研究會被怎麼誤讀，認為科學家有責任預想這件事；Haier 回答他上節目、寫書就是為了說清楚資料的意思與限制，也承認怕傷害而不發表不是沒道理，並說期刊論文的用字同樣要小心，因為會被非科學家拿去引用。

Haier 說他查過教育政策文件，發現討論「如何縮小學習成就落差」的文章裡，幾乎完全沒出現「智力」這個詞；他舉加州近年修改高中數學課綱、取消進階班的爭議為例，說主導這件事的教育學教授根本不相信「天賦」存在。

他提到 Coleman Report 這份研究測量了學校與老師的各種變項，發現學生本身帶進學校的能力才是預測學業成就最有力的變項，學校與老師加起來只解釋大約一成的變異；他也說比爾蓋茲基金會投入大量經費想改善教師與學校品質，最後自己測量發現沒有效果，大致已經抽手。

Haier 引用常態分布數字：美國大約 16% 人口 IQ 低於 85，換算約 5,100 萬人，其中 1,400 萬是兒童；他說 IQ 低於 85 在現代社會要找到能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非常困難，這不是可以忽略的小問題。

Lex 引述 Stephen Jay Gould 對 Bell Curve 的四點批評（智力不能化約成單一數字、不能排序、不主要來自基因、不是不可改變）；Haier 回應 Gould 的立場更多是政治性而非科學性，他書裡的說法後來被許多科學書評逐條拆解，而且 Gould 在第二版出書時，刻意沒放入後來出現、顯示腦容量與 IQ 分數相關的 MRI 研究。

Haier 認為接下來該做的是投入更多學習與記憶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因為這類研究的核心概念「個體差異」正是智力研究的核心；但他觀察到很多轉去做分子生物學的認知心理學家過去一直很排斥討論個體差異，現在有些人開始接受；他曾聽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直接說「不要碰這塊，會讓我們倒退五十年」。

Haier 提到自己研究生時期參與過一項追蹤研究：讓一群 11、12 歲的國中生做標準 SAT 數學考試，篩出成績跟大學新生一樣高的學生，追蹤 50 年後發現，即使都是頂尖 1% 裡的孩子，當年分數落在前四分之一的那群人，後來擁有的專利、論文與終身教職數量都多於後四分之一那群。

Haier 反問 Lex：有人只靠出名、討人喜歡就很成功，你也覺得痛苦嗎？Lex 說如果魅力是練不來的，會；他提到從 Depp 與 Heard 審判裡一位人格心理學者的證詞學到，個性是不太隨時間改變的特質，Haier 認同這大致成立。Lex 說體態、飲食這種能靠行動改變的東西不會讓人無力，天生穩定的個性與魅力才是真正讓人「卡住」的地方。Haier 說這適用於人的每個面向，也戳破了「只要努力就能成為任何人」這個晚近的說法（原本只是「努力就能成功」），他自己再努力也當不了理論物理學家；Lex 補充，這不代表一個人的基本價值比較低。

談到 Flynn Effect——過去幾十年 IQ 測驗分數平均每十年上升約三分，已故的 James Flynn 最早注意到這個現象；Haier 說多數研究者現在傾向認為原因跟營養與醫療進步有關，也有證據顯示這個上升趨勢正在放緩，也可能反轉，但他強調這仍是個謎，也不代表 G 因子沒有基因成分。

面對「智力有多少是先天、多少是後天」的提問，Haier 說很多行為遺傳學家認為這個問法本身就問錯了，因為基因與環境互相作用、拆不開；但他相信 G 因子穩定，所以認為交互作用可以研究清楚。有人主張子宮內的隨機因素讓基因不像藍圖；Haier 自承不是遺傳學家，但他讀資料的看法是基因大致就是一張藍圖，對智力發展影響很深。

Lex 請 Haier 試著幫「環境才是主因」這個立場辯護，Haier 說如果環境真的影響很大，幾十年來認真做的學前教育與補償教育介入應該早就看得出效果，但沒有；他也舉領養研究為例——被領養的孩子成年後 IQ 分數，跟從未見過面的親生父母比較相關，跟一起生活的養父母反而比較不相關。

Haier 用「家裡藏書量跟小孩 IQ 有相關」這個常被拿來說環境重要的例子做示範：他認為真正的因果鏈是聰明的父母本來就比較可能買很多書、也把相關基因傳給小孩，不是小孩讀了那些書才變聰明；他也說如果研究沒有用到能拆分基因與環境的設計，用社經地位解釋 IQ 的因果結論就不可靠。

Haier 分享自己早期用 PET 造影做的麻醉研究——觀察大腦哪個部位最後才「關機」、又最先「開機」，發現似乎跟視丘有關；後續的腦造影研究則意外發現，受試者做智力測驗時，腦部葡萄糖代謝率反而跟分數呈負相關，分數越高、大腦某些區域反而燒得越少，這個「大腦效率假說」至今仍在被研究。

從 Turing Test 聊到 Google 的 AI 研究者 Francois Chollet 幫機器設計的智力測驗——刻意挑對人類來說很簡單、卻是機器死穴的題型，像是辨認物件、數數、抓對稱性這類「流體智力」的題目，至今沒有機器能在上面表現得好。

兩人回到「智力藥丸」這個假設，Haier 半開玩笑說他對這件事有信心，恰恰是因為他對神經生物學的複雜程度所知有限；他認為所謂的智力藥丸，很可能會從研發阿茲海默症或學習記憶相關藥物的藥廠裡冒出來。

在這之前，Haier 建議想投入這個領域的年輕人，要讓資料帶著自己走，不能事先決定資料該走到哪；談到結果有爭議時，他引一位心理學家的話：科學與人們的感受之間「總得想辦法找到平衡」。節目尾聲兩人聊到人生有限，Haier 說自己年紀越大越常想到這件事。Lex 說不管科學怎麼講，都不該放棄同理心；Haier 回說這正是科學本身的結論，要把每個人當成個體、尊重地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