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瓦解與烏克蘭戰爭的歷史根源

Plokhy 認為意識形態崩潰、冷戰結束、蘇聯本身瓦解是三個彼此相關卻不能互相取代的過程，單獨用意識形態去解釋蘇聯解體並不完整。

蘇聯瓦解其實是 1917 年沙俄帝國解體過程的延續，只是被布爾什維克的國際主義意識形態暫時中斷；美國其實一路想保住蘇聯，老布希 1991 年 8 月還在基輔警告烏克蘭別走向獨立。

蘇聯是最後一個瓦解的傳統歐洲帝國，奧匈、鄂圖曼、大英帝國都比它早退場；1991 年 12 月 1 日烏克蘭獨立公投後一週蘇聯就解體，因為少了第二大加盟國，俄羅斯自己也不認為值得撐下去。

普丁稱蘇聯解體是「20 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但 Plokhy 認為他真正在意的不是 1991 年當時很低的人命損失，而是強權地位的喪失與「俄羅斯民族」統一性的破裂。

語言學與 DNA 研究把斯拉夫人的原鄉指向普里皮亞季沼澤一帶；基輔最初是維京人為打通往拜占庭的奴隸貿易路線而建立的據點，後來發展成第一個羅斯王朝的首都。

莫斯科要到 12 世紀才首度出現在史料中，真正崛起是在蒙古統治羅斯故地期間，取代弗拉基米爾成為新首都；19 世紀俄國史家稱這個擴張過程為「收復俄羅斯土地」，直到 1945 年併入外喀爾巴阡烏克蘭才算完成。

一份 1820 年代流傳的匿名手稿《羅斯史》聲稱烏克蘭哥薩克才是真正的羅斯人，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的重要文本；20 世紀烏克蘭五度嘗試獨立，只有 1991 年真正成功。

Bandera 年輕時是激進民族主義者，因刺殺波蘭官員入獄；二戰爆發後曾與納粹德國合作以換取烏克蘭獨立，結果很快被德國關進集中營。他圈子裡確有反猶與義大利法西斯思想的影響，但他們自稱是民族主義革命者，合作只是策略性的。

Plokhy 認為烏克蘭確實有新納粹與白人至上主義者，但規模非常邊緣——2019 年最大極右政黨只拿下 2.15% 選票，國會裡沒有極右政黨席次，遠比法國、德國邊緣。

蘇聯反法西斯的二戰敘事深植俄羅斯社會，一旦扣上納粹帽子，人們往往就停止分析。2023 年加拿大國會為一位曾隸屬納粹黨衛軍加利西亞師的烏克蘭裔老兵起立鼓掌，成了俄方宣傳的素材，但當年紅軍裡的烏克蘭人有兩三百萬，加利西亞師只有一到兩萬人。

家人被牽連進地下反抗組織的年輕人 Stashynsky 被 KGB 吸收，受訓兩年後派往西德，用噴槍毒殺兩名流亡的烏克蘭民族主義領袖，其中一位就是 Bandera；這款噴槍後來被寫進 007 小說《金槍人》。

赫魯雪夫時代刻意壓制 KGB，避免重演貝利亞坐大的局面；要到 1970 年代安德羅波夫掌權後，KGB 才真正進入蘇聯權力核心，阿富汗出兵的決策就是他與國防部長、外交部長三人拍板的，這套文化後來延續進了普丁自己的圈子。

2004 年橙色革命（反對舞弊選舉）與 2013 到 14 年尊嚴革命（反對政府臨時撕毀歐盟協議）是兩個轉折點；此後烏克蘭保住了民主，俄羅斯卻走向威權集中，兩國從此走上碰撞路線。

克里米亞被「小綠人」奪走的關鍵是普丁不能接受烏克蘭簽署歐盟聯繫國協定、脫離他正在打造的歐亞聯盟；頓巴斯則因俄裔移民工業化留下的族群結構與鏽帶式的經濟頹敗，讓俄羅斯得以在當地策動混合戰爭。

Plokhy 說烏克蘭語其實沒有被打壓，他親自走訪頓巴斯與克里米亞時，幾乎找不到一所烏克蘭語學校；反而是 2014 年後、尤其 2022 年戰爭爆發後，年輕世代明顯轉向使用烏克蘭語作為身分認同的標記。

普丁 2021 年 7 月發表的文章主張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自古是「同一個民族」，這套論述直接繼承自 19 世紀沙俄「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三合一的帝國史觀，俄羅斯東正教會是這套敘事沒被布爾什維克革命打斷的關鍵制度。

俄語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語言、文化確實接近，但俄羅斯的國家認同建立在帝國之上、難以想像自己脫離帝國存在，烏克蘭的認同卻誕生於反抗國家；莫斯科的波洛特納亞廣場抗爭以鎮壓收場，基輔的獨立廣場卻是革命的起點。

Plokhy 認為普丁自己也承認西方一再保證烏克蘭短期內不會加入北約；2022 年後芬蘭加入北約反而讓俄羅斯與北約邊界拉長超過一倍，如果北約真是核心考量，俄軍理應大舉調往芬蘭邊境，但事實並非如此。

Plokhy 認為 Zelenskyy 相信自己該把總統這個角色扮演到最後一刻，也憑藝人生涯練出「感受觀眾情緒、再放大導回去」的能力；開戰前他的民調其實並不高，但他預感這場戰爭能讓長期分裂的烏克蘭真正團結起來。

俄方開出的條件等於烏克蘭喪失領土、永遠被排除在西方支持之外，一旦基輔守住、俄軍從周邊撤退，烏克蘭就沒有理由接受；Plokhy 也否認 Boris Johnson 曾「操縱」Zelenskyy 放棄和談的說法，認為 Zelenskyy 不可能聽任何人擺布。

廣義來說只有三種結局——一方獲勝、另一方獲勝，或僵局與妥協；但普丁已把五個烏克蘭州（包含尚未完全控制的部分）寫進俄羅斯憲法，讓回到 2022 年以前的邊界成了連他的接班人都解不開的法律死結。

Plokhy 形容這是戰爭中最危險的時刻之一，比擬杜魯門撤換麥克阿瑟，而 Zaluzhny 在軍中與民間的支持度其實一路高過 Zelenskyy 本人；他引邱吉爾、戴高樂、畢蘇斯基戰後下台又回任的先例，認為 Zelenskyy 的政治生命不會就此結束。

Plokhy 認為戰爭這類緊急狀態容易讓領導人養成集權決策的習慣，一旦嚐到效率的甜頭就很難放手；他也提到 Tucker Carlson 觀察到普丁久未被要求向人解釋自己，說理能力反而變得生疏。

1932 年底史達林與莫洛托夫在同一份命令裡，一邊下令徵收糧食、一邊禁止烏克蘭語出版與教育，導致 1932 到 1934 年間約 400 萬人餓死；Plokhy 認為這反映 20 世紀的意識形態能讓人徹底貶低、甚至主動摧毀特定群體的生命。

蘇聯的保密文化與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是車諾比比美國三哩島釀成更大災難的關鍵——連反應爐操作員自己都不清楚設計上的問題；Plokhy 也評論 HBO《核爆家園》拍出了「謊言的代價」這個大方向，連窗簾這種小細節都考究，但為了戲劇效果虛構了部分場景。

以每單位發電的死亡人數計算，核能遠比燃煤安全，但人對輻射這種看不見的威脅有非理性的恐懼，每次事故都會讓全球核電發展暫停十年以上；戰爭又帶來新風險——札波羅熱核電廠在戰火下曾出現與福島相似的斷電降溫危機，全球 440 座反應爐沒有一座是為了承受飛彈攻擊而設計的。

Plokhy 認為這場戰爭讓世界回到冷戰格局，只是主角換成美中兩國，俄羅斯想要的多極世界反而讓西方重新團結；他認為冷戰留給我們最大的教訓不是「哪裡做錯了」，而是為什麼七十多年沒有爆發世界大戰——古巴飛彈危機能落幕，關鍵是雙方領袖都真心恐懼核武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