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國的權力與抗爭

比較習近平與毛澤東：兩人都靠個人崇拜統治，但毛澤東偏好製造混亂、鼓動群眾上街，習近平講求秩序與可預測。

儒家把社會架在一整套不對等但互有義務的關係上（父子、君臣、夫妻），主張人天生相近、要靠教育才分高下，科舉制度由此而生；但「天命」理論也留了後門——統治者失德，人民就有理由造反。

1986 年上海已有學生因一場搖滾演唱會不准跳舞而抗議，埋下 1989 年學運的種子；官方一貫用「動亂」這個詞替抗議降溫。

工人加入抗議後，軍隊在 6 月 3 日深夜開槍鎮壓；隔天出現的坦克人畫面成為抗議精神的象徵，他的下落至今無人知曉，劉曉波、後來在四通橋掛布條抗議的人也遭遇類似的「被消失」。

Wasserstrom 引學者 Margaret Roberts 的說法：中國的資訊控制靠恐懼、摩擦、洪水三種手法並用，比單純封鎖複雜得多。

赫胥黎曾是歐威爾的老師，兩人的反烏托邦常被拿來對照今日中國；《美麗新世界》談中國的段落，在中國大陸的版本裡被整段抽掉。

新加坡的大學沒有新加坡史學者、泰國有嚴格的冒犯君主罪，每個社會都有自己不能碰的禁區，差別只在禁區大小。

Wasserstrom 想像毛澤東走進 2000 年代的南京書店，會對書架上談創業、留學的暢銷書感到不可思議，卻也可能想起自己青年時代讀遍世界思潮的五四歲月。

記者 Christina Larson 說，中國同時擁有全世界最好與最壞的網路體驗——防火長城擋掉異議內容的同時，外送、叫車這類生活服務的便利程度又遠超其他國家。

新疆的維吾爾人光是戒菸、戒酒都可能被系統標記成極端化的徵兆，一群詩人因此故意在聚會上擺一瓶酒，只為了避開監控的關注。

學界試圖釐清哪些收緊真的是習近平造成的；Wasserstrom 認為早在 2008 年奧運前後，中國社會的空間就已經開始收窄，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作用。

沒有重量級叛逃者說明高層怎麼運作，外界只能靠公開發言拼湊；洩露的內部講話裡，習近平曾說蘇聯垮台是因為戈巴契夫「不夠強硬」。

早年批評中共、寫六四的學者照樣領得到簽證；真正危險的是揭露領導人私生活與貪腐的書，桂民海這樣的香港書商股東就被從泰國押解回中國，至今仍在服刑。

習近平很少接受專訪、幾乎不開記者會；就算談起愛看的西方作家，也是排練過的形象工程，很難看出他真正在意什麼。

習近平偏好可預期，川普恰恰相反；但川普對中國的強硬言論，反而幫中共講好「世界很危險、需要強人」的故事。

川普把對中關稅拉到 145%，習近平回敬 125% 並限制稀土出口，雙方都把自己包裝成「不畏霸凌的一方」。

「百年屈辱」敘事讓中共難以在關稅戰上示弱；Wasserstrom 擔心對台灣動武的風險，恰恰來自習近平感到必須有所表現的時刻，而不是他強勢的時刻。

1997 年香港主權轉移前，倫敦與北京談出「一國兩制」，承諾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但「另一制」具體包含什麼，從一開始就沒講清楚。

早在 1984 年，北京就公開說香港模式可以做為台灣統一的參考；隨著北京逐步收緊對香港的控制，台灣人反而更不信任這套說法。

2019 年的逃犯條例修訂，牽動的是把政治異議者送上大陸司法系統受審的權力，讓香港人覺得這是再不抗議就沒機會的最後一戰。

2012 年反國民教育、2014 年爭取真普選的抗議都曾被視為失敗，但正是這些「失敗」累積出 2019 年動員的技巧與人脈。

如果哈維爾死於 1988 年，人們只會記得他是個作家；但他活到 1989 年，眼看不可能的事發生。Wasserstrom 把新書獻給兩位朋友：一位緬甸社運人士經歷過 1988 年起義失敗、流亡、短暫返鄉又再度被迫流亡；一位匈牙利友人參與過共產統治的終結，如今卻在批評自己國家的獨裁化。

真正的風險不是明確的軍事入侵，而是一連串灰色地帶施壓不斷升級，直到某一步逼台灣只能用武力回應為止；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則是一種天然的煞車。

1911 年清帝退位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曾合作對抗軍閥與日本，最終在內戰中分道揚鑣；蔣介石的國民黨被視為腐敗失去民心，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則靠農民路線奪權。

地方官員怕被扣上政治錯誤的帽子，不斷謊報產量，層層造假疊加出脫離現實的政策，最終釀成 3000 萬到 4500 萬人死亡的大饑荒。

官方長期用「七三開」評價毛澤東的功過；習近平則主張不能用後 30 年否定前 30 年，把自己接上毛澤東正面的那部分遺產。

那場韓戰末期「絕不屈服」的演講至今仍被翻出來播放，搭配眼下的關稅戰，替「中國不會向外來壓力低頭」的敘事再添一層歷史佐證。

對中國，Wasserstrom 仍期待有一天能重現更多元的言論空間；香港的抗爭精神留在海外離散社群裡，他也提到「另一種中國性」——不被北京定義的中國認同一直都存在。